1981年彭真会见江青时配资炒股票，江青愤怒大骂，彭真神情淡定回应：你还有其他要求吗？
1983年1月13日清晨五点，秦城监狱北楼的灯还亮着。夜班狱警带着一份文件走进二层尽头的囚室——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改判书：死刑缓期两年，改为无期徒刑。江青坐在床沿，只问了一句：“签字必须现在？”得到肯定答复，她用微颤的手写下名字，随后抬头望向走廊尽头默立的狱警，神情却与两年前法庭内的咆哮判若两人。
消息传到中南海，彭真并不意外。作为两案审判的总负责人，他最清楚这是一场法律与政治并重的博弈。自1980年秋天筹备特别法庭，他一再强调程序正义：所有证据必须公开、所有辩护权利必须提供。有人提醒他，“被告肯定不认罪”，彭真只是摆摆手：“法庭不是要被告忏悔，而是要事实落地。”
1980年11月20日，北京正义路一号成了全球聚焦的坐标。江青走进审判大厅前，向镜子理了整齐的短发，一袭灰呢大衣显得格外挺括。她拒绝律师，自行辩护，高声宣称“我有充分把握”。那天的开庭，旁听席挤满中外记者，摄像灯直刺人的眼睛。江青冷笑着打断公诉人，连珠炮似地抛出所谓“革命辩词”，试图把自己塑造成“毛主席的坚定传人”。
12月24日，她更是拿出长达近两小时的《我的一点看法》，站在被告席上大声朗读。法槌屡次敲响，她仍不肯停。检察员江文随即用一串事实与文件当庭反驳，多处指陈其逻辑漏洞。尴尬与愤怒交织，江青忽然高声喊道：“和尚打伞——”法庭内一片哗然。审判长冷静地回应：“本庭依法办案。”短暂的静默后，会议记录继续进行。
判决宣布日是1981年1月25日。江华念到“判处死刑”时，江青激动地站起，“我不服！”话音未落，宣判书接着读出“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”。听到这里，她动作一滞，似是猛然意识到一切尘埃落定，面色骤然灰白。庭审记录显示，此后她再无发言，只是机械地点头，跟随法警离席。
六天后，2月1日，秦城看守楼的会客室窗外飘着雪。彭真推门进来，随行人员默默守在门口。七十二岁的他摘下呢帽，语调平缓：“有什么想说的吗？”江青斜靠在椅背，眼中仍带傲气，忽然吐出一句：“你就是邓小平的走卒！”空气刹那凝固。彭真没有怒色，只轻声重复：“还有别的要求？”这一问打断了对方的情绪。江青提出见邓小平、华国锋，全部被当场否决。短短十分钟，会见结束。离开时，彭真对随员说：“记录归档，照规矩办。”
此后一年多，江青的日常被严格的作息表填满。清晨起床跑步，上午读报，午后抄写毛选。她订阅人民日报、北京日报，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对外界仍充满兴趣。狱方安排定期体检，药品按需供应。监狱日志显示，她晚间偶尔独坐窗前发呆，时间长达一小时以上，这与早期的高声唱京戏形成鲜明对比。
改判生效后，法学界讨论一个细节：江青在狱中从未采取极端手段抵抗改造，这成为量刑变化的重要理由。有人评价，“这是法律对人身权利底线的维护”，也有人质疑是否有特殊照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彭真并未参与改判讨论，他只要求“合规、合情”，态度依旧冷静。
1984年5月4日，经最高法院批准，江青被允许保外就医。搬入半山腰的小楼，配有专职医护和生活秘书，院内允许栽花养鸟。外界猜测她会写回忆录，但稿纸始终空白。据护理记录，她曾自语：“不死不活地养着，人还算自由吗？”1991年5月14日晚，护士交接班时发现江青用床单自缢，终年七十七岁。新华社随后发布简短通稿，提及判决经过与死亡原因，未加评论。
这起案件的尘埃落定，往往让人想到一个场景：特别法庭上那声“和尚打伞”，既是自我辩护的口号，也是拒绝法度的宣言；而彭真淡淡的一句“还有什么要求”，则把个人情绪隔绝在法律之外。权力漩涡散去后，一切归档留存，只剩黑白文字供后人翻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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