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娜拉走后怎样？”——在读《“娜拉”在中国》（许慧琦著，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7月版）一书时配资手机股票配资，当然会想起鲁迅的发问。易卜生的戏剧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登陆剧变中的中国，鲁迅在1923年做了一场演讲，这演讲，和伍尔夫“一间自己的屋子”里谈到的女性自由的条件，抵达了十分相似的结论：经济独立。鲁迅讲，出走后的娜拉，如果不堕落风尘，就只能回到旧家庭，否则无法生存。
结论很悲观：与其如此，还不如不要觉醒。结论也很简单：女性要有钱。
去年参加过不止一次女性为主的论坛，在论坛中，发言人不止一次地说起，有幸赶上了这个时代，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。她们的乐观使人感动，她们的自信源于有钱了，源于至少看到了独立的“钱”景。
安妮·埃尔诺，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她的书陆续在翻译出版，我也陆续在读。埃尔诺曾坦言，她获得诺奖，很大程度上，是因为赶上了一个女性声音强大的时代。她的书都是赤裸裸的自传体，从月经到堕胎，从家暴到婚变，和盘托出，她的叙事风格和笔触，几乎不给人留下怀疑其中有虚构的余地。我读了她的一本访谈录：《真正的归宿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版）——看她写自己的事，还是有很多喜欢的地方，比如她说到父母是开杂货店的，她上学后，常听父母说的一句话是“你以后肯定比我们强”。
展开剩余83%人们都希望下一代比自己强，尽全力供养他们。可矛盾的是，受教育程度越高，人也就越不安分。到十六七岁时，埃尔诺意识到自己和父母之间有一条很深的代沟。女儿爱上读书，使从不读书的父亲陷入两难：“或许他（父亲）更希望我不要念那么多的书”——因为两代人疏远了。
女儿越读书，越感到父辈的束缚。娜拉觉醒了，继而是痛苦。
埃尔诺做过很久的老师以谋生计；她让很多读者，尤其是女性读者鼓起了持续写作的勇气。不过，无论是在访谈还是其他书里，谈到写作给自己带来的回报，她都喜欢谈论确立身份和自信这一面：“我写作，不是因为我经历了某些事情，而是因为这些事情在别人身上也发生过，我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。”——不太说起写作换来的收益，更不会使用“变现”这种粗暴的词语。
“变现”暗示了行为就是冲着钱去的，如不能得到钱，则行为也不会发生；对埃尔诺这样的（老一代）人来说，经济收益应该是“顺带”而来的，这个立场，这种与金钱保持矜持的心理距离的做法，对一个人保持优雅是重要的。但无疑这也是背时的坚持。以价格为指标，以数字来衡量成败，有时是今日的人只此一途、别无选择的思维方式。
在《过渡劳动》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版）一书中，作者对外卖员、快递员的人类学考察，把这个行当揭示为时代气质的某种缩影。“外卖小哥”们的日常节奏，就是被派单、接单、送货所限定的，脑子里唯一的挂念就是数字，是每一单赚多少。平台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类似游戏的系统，让他们卷在一场没有上级压迫、全靠自我剥削的竞赛之中。这是一种因许多新技术的使用而催生的新型劳动，它既辛苦又危险，但又和二三十年前的社会里，人们能看见、能听说，并且会公认的那种辛劳和危险的职业大不相同。
他们的辛苦不是不被承认的，但整个现实突破了原有的分析框架，让人无法把握。去年我在一些远离大城市的地方生活过。在一个冷飕飕的连锁咖啡店，我坐过一上午，没有见到一个顾客，进来的都是外卖员，他们无不穿着厚厚的黑风衣、戴头盔、蒙面，他们无不进门就取走一个拎袋，一言不发，转身便走。他们的背上印有不同的字样：××跑腿、××闪购、××速递、××急购……一个背着这样的字样出门工作的人，他的心情是如何的？他还有没有心情去想自己的心情如何？
当我们日常所见的劳动者群体，几乎全由快递和外卖构成的时候，那只能说明，这是个彻底的、城市化的消费社会，而且十分疯狂，“闪”“速”“急”是商家（平台）对消费者的首要承诺。下单购物的人都获益，第一时间享受到购买的东西，但快速便捷带来的舒适却几乎是个幻觉，因为消费者往往也受这套标准衡量，他们会活在对自己不够快、不够好、不够优秀的频繁暗示之中。
在《揭秘煤气灯效应》（艾伯拉姆森著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版）、《一忍再忍》（洪仁毅著，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8月版）中，我读到了大量对“pua”、对“自我剥削”这类流行词语的分析，它们反映了时代气质之下个体的典型痛苦：便捷带来的舒适、闲暇，被蚕食一空，你所获得的便捷，被用作某种名义，要求你更加投入、更加出色地工作，交出更好的成绩；就连不用工作和学习的人，也会被要求继续消费，因为消费很便捷；就连去某地旅游，景点也在要求人们第一时间给出关注，给出某种表示，因为关注只是举手之劳。
我觉得，深陷自我剥削的劳动者，定然是一面挣钱一面厌恶钱的，同时，对于用最便捷的方式挣到大笔的钱，则会无比向往。以《一忍再忍》为代表的一大批新书，都在探讨为何上班在今天变得不可忍受：简言之，有一些新的机制，诱使“劳动者用自己的身体、时间和劳动换取激情工作的幻想或自我剥削的快感”。此刻，那些富有前瞻性的思想家纷纷复活，在响应我们的困惑，例如法国思想家乔治·巴塔耶，他1962年去世，生活在一个尚以生产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社会，但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写出了《耗费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2026年3月版）这样的论文集，他说，驱动所有的经济体系运转的，不是生产，而是过度的耗费，是非生产性的支出。
去年我在一些山川明秀的地方待过，那期间，我每天都有机会看着狗在草地上奔跑，看着落羽杉排列成行，红棕色和绿色错杂渐变，看着湖水内外优哉游哉的鹭和鸭子，看着鹎鸟欢闹，看着自然界里种种美好向我展开，我看，直到我开始怀疑眼前的自然是有意图的，觉得它们在要求我第一时间给出赞美，第一时间拍照，并且为此而为我排除所有的障碍：我不用防蚊，不用卷起裤脚蹚水，也不用经常掸去脚面上的土——只要拍照就好；它们甚至连在哪里拍鸟、在哪里求爱都给我安排好了地点。
它们让我想起了巴塔耶的《耗费》：就像平台过度地满足消费者对快捷的期待那样，景点的设计也过度地满足人对“美”的期待，当舒适过后，人会陷入更大的不满足；我也想起了美国人类学家迈克尔·陶西格所说的“对自然的重大干预”——他是在《美女与野兽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1月版）一书中，在分析整容、抽脂、变性手术的时候，谈到这一点的。女性（以及书中所说到的一些男性，比如经常需要改头换面的南美毒枭和军阀首领）利用整形技术来挑战永恒的盛衰节律，试图把自己的身体“留在永续的春天里”，这多么像我看到的风景：我完全相信它们是抗季节的，过几个月来看，斑斓如此。
也许，像韩炳哲这类以词句简单易懂为特色的“哲学家”，是思维和表达趋于简单粗暴的当下人所乐见的，“绩效社会”“倦怠感”之类的词语，随着韩著的流传而进入网民的口头。更为深刻的诊断，来自被誉为“后现代”预言者的齐格蒙特·鲍曼。他的专著正在修订重出，他的访谈得到新译，如《生而液态》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6月版），如《自我》（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版）。
鲍曼也创造了很多新词如“液态社会”“废弃的生命”，但他的一个重大洞见，是现代身体和后现代身体的区分。他说，现代身体是士兵/生产者所代表的，他们的价值在于被严格规训的工作和战斗能力——从这里，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父辈，还有像安妮·埃尔诺这样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，为何会把工作看为理所当然，因为人活着，去生产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工作中的身体体现了价值。
鲍曼又讲，当身体进入“后现代”，它的价值就不同了：它根据消费能力来衡量。
他揭开了众多当代现象的迷雾。消费能力是什么？是“一种被诱惑的能力配资手机股票配资，一种对使人愉悦的刺激的高度敏感，随时准备去吸收新鲜的快感，拥抱新奇的、未经检验因而令人兴奋的体验”。后现代的身体不是生产的主体，而是享乐的工具，正因此，上班，几乎一夜之间成了一件令人忍无可忍的事情，不值得付出半点的耐心；正因此，服装业、奢侈品业的下滑，伴随着唇钉、鼻环、文身，乃至整形以及小众探险的兴起。身体只要寻求刺激，感官则永远在追逐图像和刺激性的言语。而冷静思考着这一切的头脑，则依然只有最陈旧的阵地——文字与书章可以驻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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